1933年新年伊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第46期（1933年1月7日）上发表题为《一九三三》的社论，表达“要在这一年的历史上，留下一幅伟大的史迹”的信心。当年5月中下旬之际，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直属县瑞金武阳区召开的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便堪称这幅“伟大的史迹”之一角。赠旗大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反响之热烈，效果之良好，以及准备之充分，会风之足范，在全国苏区都是空前绝后的。

保军民春耕生产早部署

武阳区赠旗大会源于这年年初，临时中央政府作出的全苏区境内，一律提前春耕的决定。1933年1月7日见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8号训令指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到了万分紧张的关头，广大军民正在浴血苦战，而此时就要进入攸关全年粮食收成的春耕季节。中央政府为使广大工农群众安全耕种，迅速完成春耕任务，争取粮食增产，以确保红军的给养及改善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革命战争胜利的保障。遂决定苏区一律提早春耕，要求各级政府协同各群众团体，以最大努力动员全体群众，切实做到以下各项：

（一）在公历元月内，犁好所有土地，修好一切河圳；

（二）至少比往年成例提前一个月，进行播种插秧；

（三）每家立即充分准备肥料，选好种子；

（四）各地群众要实行耕种互助，一切人工、种子、耕牛、用具都要彼此协助；

（五）发动群众尽先耕种红军公田及红军家属田地。

训令要求各地依据实际情形，拟定更具体办法，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并定出革命竞赛和奖励办法。

作为主管机关，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为此于当年2月1日，制定了详细的春耕计划，并在半个月后以第2号训令公布于《红色中华》第51期上。该计划确立了苏区要在当年比上年每担谷田平均多收两斗谷子，即增加两成收获的目标，制定了实现目标的多项措施。包括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以增加人工，多犁、多耙田、多铲田草；广开门路，解决耕牛农具困难；烧石灰、积粪尿、铲草皮、挑塘泥等，努力增加肥料；精选种子，淘汰劣种，选好秧田，合种分秧；整修、兴修水利，种树护堤、池塘养鱼；铲尽烟苗，改种粮食；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限2月内完成一应备耕工作，3月内修好一应水利设施；发动难民参加春耕生产；多种蔬菜杂粮；开垦荒田荒地，等等。不少措施且有数量要求，如每坵田至少要犁耙两次、耘三次；每个男人多铲30担草皮，每个儿童团员多捡100斤狗屎下田等。此外，春耕计划还提出了奖励群众栽种棉花、维护边区春耕秩序、帮助红军及其家属耕种、详细计划春耕细节、组织合作社便利群众出售农产品等具体办法，以及各地如何贯彻落实本训令（春耕计划）的意见。

紧接着，中央政府又下达了关于开垦荒地荒田的办法训令。训令首先责成各县、区土地部立即调查本地所有荒地荒田，制定开垦计划；然后发动群众，分别已分配和未分配的情况，由本人或别人领去开垦，或由乡政府组织垦荒队去开垦，务必做到没有一坵荒田为止。为鼓励群众积极开荒，训令规定当年开垦的土地，免收3年土地税（地主、富农的除外）；对在开荒竞赛获胜的人，由区、乡政府特别给奖。此外，中央政府还制定了组织犁牛站办法。“办法”强调，犁牛站的组织一定要在群众自愿原则下进行，犁牛站的耕牛农具归全体站员公有，站员付一定租钱即可使用。以上办法（分见《红色中华》第56、57期），对于保障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迅速行动，积极落实中央土地部的春耕计划。瑞金县苏维埃土地部召开第四次各区土地部长联席会议，结合各地实际，讨论、通过了六项决议：

（一）详细向群众说明发展农村生产的重要和好处；

（二）指出提早春耕和增加两成收成、多种杂粮蔬菜棉花的意义；

（三）2月底前彻底消灭荒田荒土，增加种植面积；

（四）按照各区实际，决定增加两成收成的具体办法；

（五）切实解决红军公田及红属田地的耕种问题；

（六）决定当年每人要种10棵树。《红色中华》第53期对这次会议作了宣传报道。

一个围绕提早春耕、夺取全年粮食收成增两成的春耕生产运动，很快在瑞金大地上形成你追我赶的势头。

武阳区一马当先闹春耕

武阳区是苏区瑞金县设置的一个辖境较大和人口较多的建制区，位于县南20至30公里。全境除部分山区外，多为丘陵和谷地小平原，宜于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武阳群众较早接受革命洗礼，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游击，最先就是经过武阳进入瑞金县境的。1928年，毕业于长汀甲种商业学校的武阳人杨世沂，受中共闽西特委派遣回到家乡秘密建党，培养、发展了杨斗文、陈谋敬、陈贻才、谢在储等十余人入党，成立了武阳第一个党支部。1930年4月，杨世沂、杨斗文等领导武阳革命群众举行武装暴动，成立了武阳农民协会。接着，武阳暴动队参加了攻打县城、成立县农民协会和县革命委员会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在此后的革命、建设实践中，武阳区一直走在瑞金各区前面，成为有名的模范区。

1933年春耕期间，武阳区委、区苏维埃积极领导全区群众，主动落实中央政府提早春耕的指示，在全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春耕竞赛，乡与乡比，村与村比，屋场与屋场比，个人与个人比，呈现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热烈气象。因而各项备耕、春耕工作做得既快捷又扎实。第71期《红色中华》发表的广澜采写的《武阳区印象记》一文，以生动的笔调描述了这种喜人景象：

“在武阳区，我们看到麦子长在新开垦的荒土上，扬扬（洋洋）得意地庆祝他（它）们自己的油然繁茂。油菜亦低着头，钦佩他们主人的勤谨。多年没人照顾的荒田荒地，现在忽然改换了他的颜色，他们身上再也不是盖着丛丛芜草，而是穿上了黄褐色的新衣，准备长出丰盛的收成。满野的肥田草，没有几工（天）便完全（被）砍掉犁起。绿油油的禾秧，长得碧然可爱。陂圳的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各家的田间。从流血的斗争中获得了土地的农夫农妇，牵着牛儿，肩着耕具，一队队的到田垄里去，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

作者由衷称赞道：“武阳区真是模范区，他的春耕运动做得特别好，瑞金县没有一区能够比得上他，在春耕运动的革命竞赛上说，他应该列在红板上的第一名。”

上述成绩的取得，首先在于武阳区委、区苏维埃在领导全区群众闹春耕中，抓住主要环节，下足了功夫。

一是广泛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区苏维埃首先召开全区8个乡的乡苏主席会，让到会人员汇报各乡的备耕情况和准备采取的措施，研究动员组织群众的办法。会后，各乡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如党团员会、乡苏维埃代表会、贫农团会、妇女会，重点宣传春耕意义，要求大家起模范带头作用。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每次下操时，领导人也向他们进行春耕宣传。为了扩大宣传声势，各乡还组织了宣传队，深入田间地头，边生产边宣传。

全区各乡中，石水乡的动员组织工作做得更好。乡苏维埃充分发挥了乡苏维埃代表会的领导作用，规定乡苏维埃代表负责领导所在村的春耕生产，每10天开一次碰头会，汇报情况，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研究实施办法。乡苏维埃也充分发挥了贫农团的领导作用，全乡建立了50多个贫农小组，分在3个村子里，每村成立一个干事会，全乡成立一个总干事会，组织领导春耕。各种组织均定期召开会议，以便及时掌握情况，保证春耕进度。再就是发挥了妇女会的积极作用，由妇女代表领导当地妇女参加各种活动，调动了妇女投身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为解除妇女参加田间生产的后顾之忧，区苏维埃指示各村举办农忙托儿所，把各家幼儿集中一处，由有经验且热心的老人负责管护。石水乡和其他乡的妇女多缠过脚，她们克服小脚与放脚带来的难处，勇敢下田学犁耙，短时间内就有500多人学会了犁田耙田，成为全县、以至中央苏区妇女学习的榜样。儿童们也被组织起来，开展铲草皮、拾狗粪、放牛竞赛。

二是组织了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耕田队是为解决红军家属、政府工作人员家中劳力不足困难，做到收种不误季节而组织的，另外也要耕好红军公田，保证红军给养。耕田队有大队若干个，大队下面设分队若干个，分队下面再设小组若干个，它们分别保证乡、村、屋场的耕田进度与任务的完成。仅石水乡就有男、女耕田队员千余人。犁牛合作社为帮助缺乏耕牛和农具的群众而组织。石水乡的犁牛合作社成立之初，将打土豪得来的耕牛、农具和部分资金集中起来，进行管理、使用，渐渐由10余头耕牛的小社，壮大成有近40头耕牛的大社，且每头耕牛都配有一套农具。其他各乡也组织了犁牛合用社，有力地保障了全区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

三是兴修水利，大积肥料。区苏维埃成立了水利委员会，专管水利事务。在水利委员会领导下，全区不仅修理了原有的水陂、水圳、水塘，还新开了水圳、筑了水塘。松山乡3天内发动全乡群众开了一口13担谷田大的水塘，能灌溉附近2000多担谷田（4担或5担谷田合1亩）。此外，还在绵江河中段每隔一二里，就装置了一乘筒车，用来提水灌田。俗话说：“瞎子靠棍，作田靠粪。”武阳区委、区苏维埃特别抓了积肥造肥一事，还在1932年冬，就提出了每亩田下足100担肥料的号召。为此，全区男女老幼一齐出动，铲草皮、烧火土、挖塘泥、起猪牛粪、拾狗屎、积人粪尿，以及收集茶枯、豆枯、油茶枯、骨灰、烟灰等，凡能想到的都办了。全区肥料因此比头年增加了五六成、以至七八成，大大超过了亩平百担的要求。

四是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广大群众积极开荒，使全区耕地面积增加几千亩，有的农户一家就开垦了10多担谷田的荒地。新开荒地不久便种上了蕃薯、芋头、小麦、高梁、玉米等杂粮，还有各种蔬菜及烟叶、棉花。

毛主席亲定赠旗武阳区

武阳区委、区苏维埃领导全区群众克服缺劳力、缺肥料、缺耕牛农具和水利设施等困难，充分挖掘各种潜力，扎实高效地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的做法与成效，最先得到瑞金县委、县苏维埃的充分肯定。县苏维埃在武阳召开了全县妇女参加生产活动分子大会，推广武阳妇女投身春耕的做法。会后，各区开展了学习武阳妇女和互约对手的革命竞赛，掀起了全县春耕运动高潮。武阳的经验与效应，对于中央苏区各地具有普遍意义，引起了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听取了中央政府巡视员所作武阳区备耕情况的汇报后，又要武阳区苏维埃主席邱世桂和石水乡苏维埃主席周邦池来中央政府开会，向他们详细了解在各自范围内，发动群众提早春耕的目标、步骤、措施及效果等情况，并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稍后，他找来中央土地部副部长（代部长）胡海、秘书王观澜及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等，商议于春耕基本结束、夏耕行将开始之际，在武阳区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向春耕模范武阳区赠送奖旗的群众大会，以表彰武阳区，并激励各地进一步搞好夏耕生产，确保全年增产目标的实现。最后确定于当年5月19日，在武阳区举行万人赠旗大会，由毛主席亲自授旗并作重要报告；中央土地部代表及江西苏区的于都、兴国、会昌、宁都、石城、广昌县，福建苏区的长汀县的县苏维埃主席、土地部长，参加大会。瑞金县参加大会的对象，由瑞金县委、县苏维埃决定。

武阳区赠旗大会计划确立后，毛泽东一面继续收集武阳区及其他地方的春耕生产运动实际材料，一面准备向大会作的春耕生产运动总结及夏耕生产运动动员报告，同时责成中央土地部起草在会上散发的《夏耕生产运动大纲》。

瑞金县委、县苏维埃迅速研究、部署了贯彻落实中央政府赠旗大会计划的一应事项，订出相关办法如下（详见《红色中华》第79期）：

（一）与会对象为每乡乡苏代表、雇农工会代表、工会代表、妇女代表会代表、儿童团代表、少先队代表、赤卫军代表各1人，贫农团代表2人，共9人，成立代表团，以乡苏代表为主任。另外，每区区苏代表2人，县苏代表3人。

（二）开会通知的送达。县苏通知于5月14日前送到各区苏，15日各区苏将通知送到各乡苏，16日各乡苏通知本乡各群众团体开会选出代表、成立代表团；17日上午各乡代表团齐集区苏，组织全区代表团，下午出发；18日到达武阳区。要求乡、区代表团主任于出发前对本地代表宣讲赠旗大会意义，并打出一面写有某乡某区名称的旗子为标帜。

（三）各区、乡代表团代表每人自带4升米（路远的带5升米），自带碗筷，自带单被；每人每天菜金4分，统一由区苏发给。

（四）各乡各区代表团都要准备一样赠送武阳区革命群众的礼物，“这礼物不用别的，是用红纸或红布写一句称赞武阳区群众春耕成绩的话”。县苏也要有这样的礼物。

（五）这次各区代表团去武阳除参加授旗典礼外，还要听取和讨论中央政府代表关于“夏耕”、“查田”、“苏维埃”三项工作的讲演，并订立相应的公约。

（六）各乡代表团出发后，乡苏及群众团体都要向本乡各村各屋群众宣传武阳区革命工作的成绩，特别是春耕生产的成绩；代表团回来后，每个代表都要对自己所代表的团体、并向本地群众宣讲武阳区革命工作、特别是春耕生产的成绩，使大家都来学习武阳区，得到武阳区一样的成绩与进步。

显而易见，上述办法是那样的具体到位，那样的朴实真挚，那样的廉洁奉公，那样的注重实效。以至今天读来，不免令人感叹不已。因为我们听惯了“嘴里没有味，开个现场会”的揶揄，见多了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形式大于内容、水过地皮湿的会议秀。

武阳区委、区苏维埃也为即将到来的赠旗大会，开展了一应准备工作。如在会上的发言，关于在全县进行“夏耕”、“查田”、“改造苏维埃群众团体”三项工作的公约草案，安排各地代表团的住宿和起伙，组织招待各地代表的文娱节目和食物等。崇高的荣誉感，厚重的责任心，加上客家人的好客热情，使得武阳区上上下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要把赠旗大会开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比过年过节还欢腾、还喜庆、还有意味。

树榜样万人盛会垂青史

5月17日，毛泽东就率领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团前往武阳区，准备出席赠旗大会。途经石水乡时，他特意驻足，召来乡苏干部，听取他们汇报，视察当地生产。晚上又召集乡村干部座谈会，了解土地、劳动、优待红军家属及耕田追肥等情况，并着重调查了苏维埃代表制度和代表联系群众的实际情形。18日，到达武阳区苏维埃所在地。当晚，毛泽东又同区苏维埃干部座谈，深入了解他们动员群众搞好春耕生产的经验，鼓励他们再接再励，继续搞好夏季生产。

5月18日，艳阳高照，微风习习。参加赠旗大会的各地代表前脚踩后脚地纷纷来到武阳区。但见远远近近欢迎标语五颜六色，接待凉棚隔数里一个。凉棚里备有莳田苞、鱼腥草冲泡的茶水，供行人解渴。武阳人个个笑盈盈、喜洋洋的，令人倍感亲切。各地代表按照武阳区苏维埃的事先安排，分别住进区苏维埃所在地武阳围村及其周围几个村子。武阳围是个比较大的村落，村外辟有练武场，村民一概姓邹，邹氏堂号为范阳。村名遂取武场之“武”和范阳之“阳”而成“武阳”。村里村外绿树成荫，邹氏宗祠宽敞亮堂，加上祠堂门前一个大大的空坪，这里便成了赠旗大会会场。

5月19日，一众代表团早早吃过早饭，整齐队伍，红旗前导，鱼贯进入会场。各地代表团中，一队英姿飒爽的红军战士引人注目，他们是红二十三军及红军学校模范团的代表。红二十三军是由江西军区第五军分区（原会寻安军分区）的各县独立团集中扩编，于1933年3月25日在会昌正式成立的，划归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叶剑英直接指挥，负责赣南方向作战任务，是名副其实的赣南子弟兵。瑞金方面，除县苏维埃代表外，县委妇委、县苏维埃土地部水利建设科和农业生产科，也派出代表到会。武阳区则全部区、乡政府和各群众团体都有代表与会，各乡耕田队也有代表参加。加上列席观摩的群众，约有一万三四千人出席赠旗盛典。会场内外，红旗如林，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上午9时，中央政府赠旗大会正式开始。毛主席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向大会作春耕生产运动总结及夏耕生产运动动员报告。他十分称赞武阳区特别是石水乡的春耕成绩，认为这是在区、乡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正确领导下，经过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共同努力，动员了所有男女老幼投身其中取得的。所以说，要夺取革命、生产的胜利，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有办法。他勉励武阳人民继续发扬春耕生产运动成绩，并取得夏耕生产运动的更大成绩。他在讲述开展夏耕生产运动的意义及具体安排后，号召各地学习武阳区、赶上武阳区，打一个夏耕生产运动的漂亮仗。结束报告后，毛主席亲手将写有“春耕模范”的奖旗，分别授予武阳区苏维埃和石水乡苏维埃的代表。全场顿时掌声雷动，呼声震天，“向武阳区学习”的口号一声接一声，经久不息。会上，将临时中央政府《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以及中央土地部编印的《夏耕生产运动大纲》发给与会代表。会后，代表们对毛主席的报告及上述文件进行了热烈讨论。

5月20日，毛主席召集参加赠旗大会的瑞金县苏维埃及各区、乡代表继续开会。先由武阳区委书记谢涵贤报告武阳区的夏耕形势、支前情况等；继由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报告瑞金的查田运动，县苏维埃工农检察部陈有初报告改造区苏维埃及群众团体情况。之后，毛主席演说，说明“夏耕”、“查田”和“改造苏维埃群众团体”，是当前瑞金全县三项紧急重要的工作，以及这三项工作进行的方法。最后，由武阳区代表提议，共同订立在全县进行三项工作的公约，约定在夏秋两季，各区乡间进行三项工作突击运动，并于秋后再开大会检阅成绩。与会的300多人一致举手通过公约，纷纷表示要学习武阳区，做好三项工作（详见《红色中华》第83期）。

瑞金县各区乡代表订立的三项工作公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进行突击的夏耕运动———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增加人工和肥料，开发水利，耕牛农具互助，使谷米增加两成。恢复蕃薯生产，多种杂粮蔬菜，完全消灭荒田。

（二）进行深入的查田运动———针对各区乡存在地主富农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在各地欺骗捣乱、压迫革命群众的现象，要立即开始在各区乡重新检查阶级成分，没收查实的地主分子的田地和财产，以及富农的好田（分给他坏田）。但要注意联合中农，不得侵犯中农利益。

（三）改造苏维埃及群众团体———要坚决发动群众，把混入苏维埃和各种群众团体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异已分子驱逐出去。罪大恶极的，经过群众公审严厉处办、以至枪决。同时要把群众中的革命积极分子补充到苏维埃去。要发展贫农团、工会，扩大赤卫军、少先队，为壮大红军打下基础（以上内容详见《红色中华》第84期）。

21日早晨，瑞金各区、乡代表团怀着对武阳区党政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敬意与感激，对未来工作和生产的期许，对中央政府的信赖，踏上了归程。

毛泽东在1934年1月22日开幕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1933年的农产，中央苏区是比较1932年增加了15%（一成半），而闽浙赣苏区则增加了20%。1933年，武阳区各样工作继续走在瑞金各区前面，而瑞金各项工作又不断名列中央苏区前茅。由此可见，中央政府赠旗大会的作用与影响是多么的实在。

新中国成立后，瑞金人民依然记得当年的这份光荣，武阳人民更是情有独钟。1960年6月13日，瑞金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春耕生产运动赠旗大会会址———武阳围邹氏宗祠，为瑞金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数次对该会址进行修缮，增设陈列，使其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武阳人民把“五一九”（5月19日）这个日期、这个光荣的革命符号，深深地融入血脉之中，凝固在各种建筑物上，使之代代相传，永不磨灭。武阳区（今为镇）境内，1971年建成的水轮泵站，被命名为“五一九”水轮泵站；1969年动工修陂坝，1972年建厂房发电的水电站，被命名为“五一九”电站；1969年动工，1979年竣工并于当年5月19日通车的四拱公路桥，被命名为“五一九”大桥。

 

显然，“五一九”赠旗大会所体现的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奋斗精神及朴实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它们也不失为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教育的好教材。